谦补充道：“我也提醒阁下注意，据我所知，贵国正在经受一场经济衰退，国内百业萧条，恐怕没有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力。”阿马利听罢，急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道：“你……，这个……，今天的谈判，到此暂停。我们改日再谈。”说罢，匆匆离开会场。此次谈判，陈友仁一身正气，敢于斗争，荣获了“铁腕外交家”之美誉。
&ep;&ep;阿马利连夜与英国政府电报频驰，反复协商，寻求应对之策。三日后，重开谈判，阿马利像泄了气的皮球，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上乖乖签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ep;&ep;汉口、九江人民的英勇斗争，国民政府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坚强回击，捍卫主权，取得了破天荒的重大胜利。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大创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南昌、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相继举行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ep;&ep;汉口九江起雄风，收回租界成大功。东亚雄狮仰天啸，列强胆寒世界惊。
&ep;&ep;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而是调整策略，另有图谋。英国公使阿马利返回北京，召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驻华使节会商，一致认为，张作霖掌控的北洋政府已经丧失人心，难以驾驭中国的局势。武汉的国民政府势力日益强大，即将成为中国的最新统治者。为维护各国的在华利益，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把目光盯向了南昌，共同决定扶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头子蒋介石，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会后，他们各自派出说客，前往南昌秘密活动。于是，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忽然变得热闹非凡，洋人频繁出入，政客纷至沓来。蒋介石左右周旋、热情招待，一下子变得身价百倍、神气十足。
&ep;&ep;其实，蒋介石早就有着寻找外国靠山，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其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利用手中的军权，以军长、师长的头衔收买了一大批旧军阀部队，其实力迅速扩张到近五十个军。有了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变得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惜采用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手法，与武汉国民政府作对。他公然宣称：“我就是党，党就是我。”“现在在我指挥之下，国民革命军中只要我服从党，其余的军人绝无二心。”他把各军、师、团的党代表全部撤换成自己的亲信，借以增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更有甚者，他借口“战争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才能确保政令、军令的统一”，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唐生智为湖北省主席、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把自己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武汉政府则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发布声明，对蒋介石任命的省级政府官员予以否认。
&ep;&ep;蒋介石恼羞成怒，便公开与武汉政府作对，加紧了反共反苏、制造分裂的步伐。一日，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窜到南昌，与蒋介石会晤，试探蒋介石对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收回租界之事，系共产党人从中捣乱，武汉政府草率从事，中正不敢苟同。中正认为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旧条约依然有效，要尽可能予以尊重，所欠外债必须如期偿还，并应充分保护外国投资企业。”江户赞美道：“蒋总司令不愧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蒋介石道：“请阁下转告英国领事，中正将尽力说服武汉政府，恢复英国租界。”江户点头哈腰，应酬道：“一定转达，一定转达。”蒋介石道：“不仅日本、英国，无论西方哪一国，如能平等待我，我们都将与其合作，像对待苏联一样，一视同仁。”蒋介石的谈话抹煞了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抽调了孙中山联苏的革命精神。江户听后，感动得涕泗交流，毕恭毕敬。
&ep;&ep;同日，蒋介石为了求得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派遣戴季陶作为私人代表秘密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会晤，寻求日本的军事、经济援助。随后，又派吴铁城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
&ep;&ep;对于蒋介石来讲，要想实现其独裁统治，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势力、谋求列强支持之外，能否取得拥有经济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早在北伐出师前夕，应广东省政府和广州总商会邀请，上海的大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盛冠中，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等到广州参观，进行联系，试探虚实，就与蒋介石暗中来往，拉拢关系。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孙传芳的统治轰然垮台，江浙的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于是，虞洽卿遵照英、美两国的旨意，亲自赶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即赠以巨额款项，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反共”。此时，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和应付浩大的军费，正急需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援助。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密约。虞洽卿返回上海后，便与江浙财团的头领串通一气，以“对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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