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浙江、江苏、湖北地区，迫使敌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苏区根据地之进攻”。然而，博古、李德却把国民党内的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又害怕红军主力突围后会丢失苏区根据地，坚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结果，错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
&ep;&ep;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了“福建事变”，又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苏区。北线的广昌保卫战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整个局势日益危急。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去督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四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领数名警卫离开瑞金，前往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赶到会昌的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随后，他与何长工一起视察前沿阵地，向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指出：“你们打得很好，坚持了半年之久，阻挡了敌人的进攻。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股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
&ep;&ep;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与刘晓、何长工等制订了南线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强调道：“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洋办法作战，什么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这是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接着，毛泽东又召集红二十二师干部开会，进一步指出：“不能盲目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军主力从前线适当后撤，缓和了紧张局势，为开展谈判创造了良机。
&ep;&ep;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及时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实际状况，并建议派人与陈济棠谈判。周恩来接受了建议，指派何长工、潘汉年潜入敌占区，与陈济棠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后来大转移时顺利突破敌军防线开辟了一条通道。
&ep;&ep;六月下旬，毛泽东接到紧急通知，返回瑞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着重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内线不利，应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六千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遣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试图用这两支部队转移敌人的视线。然而，实施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转到外线的兵力过于单薄，并未起到调动敌人，减轻苏区压力之作用。
&ep;&ep;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向中央根据地腹部节节推进。敌人的飞机频繁地对瑞金实施轰炸，局势越来越紧张。尽管博古、李德逼着红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硬拼，但却无法改变失败的大局。
&ep;&ep;到了九月，除南线无战事外，北线、东线均被敌人突破，西线也岌岌可危。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可走。毛泽东无权指挥红军，但却密切关注着苏区的战局。形势日渐险恶，使他心急如焚，加之劳累过度，又一次病倒，疟疾复发，高烧不退，眼眶深陷，面容消瘦。当此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强拖病体，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密商红军的出路。谈话间，毛泽东自报奋勇，要求到赣南去视察，为红军转移选择突破口。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毛泽东带上秘书、医生和警卫班迅速赶到于都，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敌情，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转移确定了路线；并立即电告周恩来。
&ep;&ep;其时，博古、李德等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日期，并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周恩来坚决反对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军大转移，岂能连自己的国家主席都不要？”博古、李德无言以对，才勉强答应让毛泽东一道随部队转移。
&ep;&ep;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瑞金、长汀、于都等地分头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ep;&ep;数日后，毛泽东在于都县城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善后工作。他一边吃药，一边分析道：“敌人此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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