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倡导新思想，缔造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热血育真理，舍生捍信仰。正气镇敌顽，昂首赴刑场。忠魂撼日月，英名万古香。
&ep;&ep;再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达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时，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称：“总理遗嘱，言犹在耳；蒋氏背叛，逆行已肆；屠杀革命民众，破坏国共合作，已成为人民之公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实行合作，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长沙先后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打倒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传遍城乡各地。
&ep;&ep;在讨蒋的声浪中，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在农村，各地农会逮捕了大批土豪劣绅，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少县区的农会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在城镇，工会组织和工人武装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会会员逾三百万人。武汉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名队员、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工人们从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到要求参加企业管理。
&ep;&ep;在讨蒋和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的同时，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东湖举行誓师典礼，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部入豫讨奉。紧接着，唐生智指挥北伐军沿京汉路北进，联合豫中各军分三路攻击奉军。随后，冯玉祥接受武汉政府委任，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出兵攻打洛阳。此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眼看张作霖陷入南北夹击之中，突然发布通电脱离北洋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武汉政府立即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出兵向娘子关前进。一时间，河南境内大军云集，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战况激烈。五月中旬起，北伐军先后与奉军交战于西平、漯河、许昌、临颍等地，歼灭奉军三万余人；兵锋直逼郑州。冯玉祥指挥的北路军也已攻克洛阳、孟津、偃师等地，挥师会攻郑州。奉军被迫弃城逃跑，孙传芳率领残兵败将退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和国民军占领郑州，是为“中原会师”；北伐战争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
&ep;&ep;正当河南境内激战犹酣之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发生质变。原来，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本家的极端仇视，他们纷纷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造成武汉政府财政枯竭。长期蛰伏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死灰复燃，纷纷窜到武汉，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相勾结，加紧破坏活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汪精卫责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接着，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污蔑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社会秩序”，“无异于反革命”，要求各级党部予以“严加制裁”。
&ep;&ep;形势日渐险恶，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做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认为在“中山舰事件”中让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党力量不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革命方法上的错误”；“土地革命深入会影响北伐，应等到北伐成功后再去进行”；“工农运动勃起太快，严重过火，影响国共合作”。等等。
&ep;&ep;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就土地问题、革命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选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ep;&ep;中共“五大”批评了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但没能提出夺取领导权的有力对策，尤其是对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关键问题，未能予以高度重视。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继续统治全党，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后人有诗议之曰：
&ep;&ep;反动势力已嚣张，时局险恶濒危亡。可惜右倾尚痴迷，危害革命危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