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拨打过999之类的紧急电话。脑子里“嗡嗡”声响得厉害，当接线员的声音传来时，我既语无伦次又听不清对方的话。好不容易平复情绪之后，才能与接线员有正常的问答。接线员说急救车20分钟以后会到，让我不要移动病人，保持病人呼吸顺畅。
放下电话，牙齿咯咯作响。奔回厨房，妈妈仍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窗外的夜空被烟花照亮，红色、橙色、紫色、蓝色……刹那间绚烂又瞬间沉寂寥落下来。然后又有新的花火燃亮夜空。
我脑子昏乱不堪，竟然呆呆地看着烟花出神。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既然要住院就必须准备准备。首先准备的，是钱。
我猛一激灵，赶紧往卧室跑去，拖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脚踩在碎瓷片上，钻心的疼痛蔓延上来。四处看看，这满地锋利的碎片，会妨碍救护的。我赶紧拿起笤帚扫地。
扫到一半，想起抽屉里那个薄薄的信封，里面可能没有多少钱了。银行卡里还有一些，但是现在不能去取钱。要是能找谁借点钱就好了，最好能帮我一起把妈妈送到医院去。
把笤帚扔下，拿起手机哆嗦着手指翻看着。同学、朋友，平时逢年过节群发个祝福短信的交情似乎不能在春节前夕的晚上把别人从家里叫出来，让他们出钱出力。
翻遍了手机我竟然不能找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人。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睛里，上面写的是焦阿姨。离婚后我早已删了李乐永的手机号，可是焦阿姨的号码却忘了删掉。拇指在“通话键”上犹疑了半天，始终没有按下去。
手机里长串的人名，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窗外的烟花又亮了，亮光映亮了妈妈毫无知觉的脸。
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从我大学毕业时就催促我相亲结婚。这世界上我只有她，她只有我，而我们天人相隔的时候总会来到。她在给我找亲人，仔细地找，不停地找。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
眼泪又奔流而出，跪倒在她身边，我终于痛哭出声。
窗外鞭炮正盛，在劈里啪啦的声音中，救护车的呼啸声隐隐而来。
这栋小楼就是999急救中心。救护车上几个男护士把妈妈抬下来送到急救室。我刚要跟进去被一只手挡了回来：“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
急救中心的财务处居然是24小时开着的，里面站着几个人。
“先交一万。”柜台后面的人麻利地开着单据。
“啊，我没带那么多钱。”
收费员的手停止了动作。“那你有多少钱？”她问。
我惊了，这个还能讨价还价吗？“一……千多吧。”我迟疑地回答。
“那你先交一千吧。家属赶紧去取钱。一千肯定是不够的。”
“明天天亮以后我去取钱，行吗？”
“可以。”随着干脆的一声回答，手里的钱被接了过去。
打上吊瓶的妈妈仍然毫无意识地躺在急诊室里的病床上。旁边的走廊上一阵喧嚣声，一队人急匆匆走过，病床上推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保洁员跟在后面慢吞吞地拿着拖把擦去地上的血迹。我看得傻了，生死在这里如此平常。
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走过来，问他身边的护士：“这是家属吗？”护士点头。
他对我说：“我是值班大夫。病人初步诊断是出血性脑卒中，现在已经打上了点滴避免发生脑损伤，具体的情况还要做了CT才能查明白。病人病发前有没有受到情绪上的刺激？”
“有，我们吵架了。”我愧疚地回答，心里的悔恨几乎要把我吞没了。
医生仍然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自动忽略了我的羞惭。“那病人平时有高血压史吗？”
我看着他，张口结舌。我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印象中妈妈没有在吃任何药物，家里更没有血压计给她测量。
“我……不知道。”医生脸色一沉，显然我的迟疑让他很不满。
“病人平时有头晕、气喘等症状吗？”他接着追问。
印象中妈妈似乎有时难受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但我不知道她的头晕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的回答让医生更加不满。他从护士手里拿过夹子写了什么就转过身不再理我了。
早上，我伏在病床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竟然是老薛头。原来，早上晨练时老头没看见我妈就打她手机。手机打不通，又打家里的座机。当座机也没人接的时候，老头急了，拨了我的电话。
得知我们在急救中心时，老头啰嗦起来：“你妈平时就老是头晕，我劝她去体检，她老是不听。这下可着了。”问清我们的地点，老头急急忙忙就要来。趁他还没挂电话，我犹犹豫豫地问他：“薛大爷……您能借我们一点钱吗？方不方便带点钱过来？我们一定还您。”
老头急匆匆赶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赶紧转院。”他凑近我身边小声地说：“我听说这个急救中心收费黑、技术还不好，咱们得赶紧把你妈转到综合医院。”
望着躺在床上的妈妈，我手足冰凉。脑袋里轰隆隆地乱响着。我以为把人送到医院就算稳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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