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的“诡道”只能用于对敌而不能用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
同时，新儒学体系重申了源自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强调儒家学子必须要以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民生为重，不能以“忠君爱国”、“顾大局”等口号来肆意践踏关乎民生大计的事情。
新儒学体系在“治天下”主张中，将一个国家中现实存在的各种人群进行了统一的职业划分以及详细解释：农林渔猎等职业为国家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工匠为国家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工具用具；商人为国家各个区域内物资的流通提供帮助；文士为国家治理提供智力以及人力的支持；武士为国家的安、人民的安定提供武力和人力的支持。等等等等。
整个新儒学体系之中，不厌其烦地近乎是无数次地强调：“国与民是一个国家统一的两个层面。没有国，就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也就不能保证人民的安；而没有民，国家也只能是徒有空壳、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新儒学体系是一个将整个国家、社会、民族进行了综合统一，以空前宏观的角度来阐释了从个人修养到维持生活、到治理族群国家需要涉及到的几乎所有方方面面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智慧体系！
而在整套新儒学体系最终完写就，并由包括绪山先生、龙溪先生、荆川先生以及毛烈等所有参与者共同审阅讨论并确定再无任何错误的时候，毛烈脑海中的系统再次发出了洪亮的鸣声！
“文明系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