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当时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那时候的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再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各种使。

&ep;&ep;看官诸君都知道,唐朝立国前五十年,对外战争那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天可汗”的名号可不是宣传儒家思想得来的,那是硬生生打出来的威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ep;&ep;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当时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高宗皇帝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种进攻其实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而言之,就是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ep;&ep;因为对外战争形势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就广设军镇,划分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上一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这个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以及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着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就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ep;&ep;由此可见,正是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导致战区开始变身藩镇。

&ep;&ep;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兵少而且弱,为了抵御叛军,朝廷只好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临时成立各种草台领导班子,其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真正的藩镇;而起兵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ep;&ep;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的《元和国计薄》统计为四十八个,《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四十二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后世有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ep;&ep;其一为“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历史上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曾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ep;&ep;其二为“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之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后来削藩战争的主力。

&ep;&ep;其三为“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ep;&ep;其四为“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ep;&ep;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其实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里去的,也不过八个而已,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足足有171起,但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的都是藩镇内乱,多数便是士兵杀逐主帅。由此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也可见藩镇内部生变,杀逐主帅几乎已成常态,主帅们一个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将校杀之、废之。

&ep;&ep;当时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这个平定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的是姑息政策,所谓平叛其实多半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这个麻烦很大,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而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骇人听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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