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以财货将赏士卒。因而在战斗时,俘虏敌战车十辆以上的,应予重赏,敌战车上的旗帜,应换成我方旗帜,编入自己的军队之中,对于俘虏来的敌军,则应善待,转为我用,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更加壮大。

因此,用兵作战以求得胜利为首要,不能拖延过久。一个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也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

速战速决

孙子在本篇特别强调速战速决的重要。他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指,战争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务,切忌拖泥带水,停滞不前,否则不但士气挫折,人困马乏,更严重的是,长久用兵在外,将使国家财用不足,给第三国乘虚而入的机会。

所以,战争一拖久,弊害无穷。从心理方面来说,低落的士气,容易导致民心厌战,反战;以物质方面来说,则会造成国库亏空,国民生产大衰。孙子在本篇着重于后者所带来的弊害,因此,既想得到用兵之利,又想避开用兵之害,最好的方法就是速战速决。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兵家使用范例]

桓温北伐兵败后勤

很多人似乎很难从历史中得到经验,也很难从经验中得到教训。东晋时期,野心勃勃却又刚愎自用的桓温,就是典型的例子。

东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45年)二月,桓温展开筹划已久的北伐行动,率四万人攻打前秦帝国。起初,晋军的攻势猛锐,战无不克,一度攻至前秦首都长安以东的坝上,但随后秦军精锐尽出,晋军战亡者高达上万人。

然而,晋军最大的致命伤,倒不是秦军的强大,而是后勤不继的弱点被洞悉。前秦采取坚壁清野的狠招,使晋军无麦可收割,又无粮食补给的管道,士兵的生存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退兵,北伐大业功败垂成。

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四月,桓温为了展现个人的雄风大志,再度亲率步骑兵五万人北伐,从兖州北上,攻打建都凿城的前燕帝国。桓温的参谋官郗超,发现这个路线的问题不小,不但路途遥远,而且作为水路运输的浑水有淤浅现象,届时恐怕为补给所扰,便提出了异议。

可惜,这番忠告却未获桓温重视。同年六月,大军推进到金乡(山东金山县)时,天旱不雨,河床干枯,水运完不通,桓温下令挖掘运河三百里,使当地的浑水和清水相会,桓温随即率船队,企图自清水入黄河。船只前后绵延好几百里,看似声势壮大。郗超又在此时泼桓温冷水,他的理由是:“从清水入黄河,水运不便,万一敌军拒不出战,而我们的补给线断绝,又无法顺利的因粮于敌,这是极为危险的事。”郗超在此再次提出后勤的重要,为突破补给的限制,他的策略是:第一,直扑前燕首都凿城。前燕的可能反应有三,一是不战而逃,二是出战,此两者皆为晋军所乐见。对晋军最不利的是第三种情况——前燕紧守凿城。但盛夏之际,粮草供应等问题不大,且长期下来,附近百姓都会前来归附,对晋军有利无弊。

第二,驻兵黄河、济水一带,控制水上运输,待物资储备充足后,到次年夏天再出击。

这两种计策,前者较为激进,后者则较为保守。桓温只要二择一,或加强后勤,或速战速决,都可解决因后勤而产生的后继无力等现象。而令郗超百思不解的是,桓温根本不采纳任何一种建议,尽管郗超特别忠告:“如果这种谋略都不用却挥师北上,既不用速战速决,又会缺粮缺得早,我军衣服无以取暖,届时所烦扰的,恐怕不止于食物而已。”

桓温可不理会这么多。晋军在攻势发起之初,所向披靡,前燕帝国皇帝,甚至打算弃城逃亡。不久前燕若干官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桓温军力强大,部队训练有素,大可顺着河流向前猛攻,他却未这么作,仿佛不求胜利似的。前燕的司徒左长史申胤判断说:“桓温目前气势如虹,看似大有可为,不过在我看来,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怎么说呢?晋王室衰弱,而桓专制王权,朝廷上下未必和他同一条心,一定不愿意见到他立功回来,从中作梗,恨不得他失败。这是桓温不足惧的第一个理由。

“再者桓温仗着兵多将广,态度骄傲,应变力差,率大军深入敌境,有相当好的进攻机会,却不知好好利用,反而在河岸徘徊不前,想要和我军打持久战,等待面的胜利。一旦粮食接运不继,必定不战自败,这是必然的趋势。”

时过不久,果然起初威风八面的晋军,终于面临难题了。桓温企图开凿、修筑运河失败,粮食又被切断,军事攻势也遭燕军强大反击,前秦帝国的援军随时会赶来助阵。桓温眼看大势已去,下令烧毁船只,抛弃辎重和铠甲武器,从陆路往南奔逃。

故事还没结束。前燕将士争着追杀晋军,领军的慕容垂却不这么想。他虽然也希望彻底歼灭晋军,但他认为晋军在撤退之初,内心惶恐,必然战战兢兢,派出精锐部队断后,此时追击,必遭到强力反抗,讨不到便宜。此时宜让晋军安心逃亡,当晋军发现后无追兵,戒心松懈,就会专心的日夜赶路。几天下来,精疲力竭,此时出击,必可大胜。

一切果真如慕容垂所料,桓温拼命撤退,慕容垂带领八千名骑兵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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