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接受了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的影响。
至于人物语言的精妙传神，谐谑有趣，也分明可以看到《世说新语》的影响。
正是由于作者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艺术经验，融汇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才使它达到了文言小说的高峰。
而至于聊斋志异以后的文言短篇小说的话，因为自《聊斋志异》问世后，曾风行一时，模拟的作品纷纷出现，乾隆年间有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谭随录》和浩歌子《萤窗异草》等。
不过这些作品大都是模仿《聊斋志异》的形式，而丢掉它寄托“孤愤”的积极精神，“谈虚无胜于言时事”(《夜谭随录自序》)，离开现实生活较远，缺乏进步的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也不高。
《谐铎》中有少数作品涉及社会现实，如《考牌逐腐鬼》、《读书贻笑》等流露了对科举的不满，《森罗殿点鬼》，《棺中鬼手》等讥笑了官吏的贪婪，但作者过分追求诙谐，未免削弱了讽刺力量。
到了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齐谐》(原名《子不语》)。作者自述其创作动机说：“文史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自序》)
并且它的作品内容也确乎是些供无聊消遣的神鬼怪异之谈，没有什么思想价值。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全书的文笔颇自然流畅。
当然，从乾隆到嘉庆初年，要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纪晓岚的话，也就是纪昀，他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
他三十一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主持纂修《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位高望重”的学者。
因此《阅微草堂笔记》是作者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三年陆续写成的。
《阅微草堂笔记》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他从六朝志怪小说朴素的记事观念出发，否定《聊斋志异》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说：“小说既述见闻，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蝶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闻见之?”(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纪昀语)
这实际是反对《聊斋志异》在传统的志怪小说中，用“描写委曲”的笔墨，广泛反映现实生活，而要求它回到古代笔记小说的水平上去。
所以如果从这种保守的文学观念出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努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而多所议论，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意味。
至于内容更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
《聊斋志异》是通过志怪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作者孤愤；《阅微草堂笔记》记述见闻，却是要“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
所谓“风教”，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道德教条，所谓“劝惩”，也就是鞭策人们遵守“风教”。
所以全书或者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或者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充满腐朽反动的内容。
《阅微草堂笔记》的成就主要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
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
嘉庆以后到清末，陆续有文言笔记小说出现，如管世灏《影谈》，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印雪轩随笔》，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
它们或模仿《聊斋志异》，或模仿《阅微草堂笔记》，或兼受两书的影响，其内容则越来越芜杂，有的志怪渐稀，而流为烟花粉黛的记述。
有的主于劝惩，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有的则纯为搜奇猎异的游戏消遣之作，文言小说遂渐趋没落。
此外就是吴敬梓了，吴敬梓的话，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
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霍无度，被族人看作败家子。
三十三岁迁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
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漠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
同时吴敬梓早年也热中科举，曾考取秀才，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
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
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
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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