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泛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着。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欧洲大学所学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的教学大纲)，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着《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宁患不易晓哉。
王氏翻译“关切民生日月”，“国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说:“先生(按:邓玉涵)为宗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然图中之说，巧器颇多，第或不甚关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还在该序中挑战儒家传统对科学的偏见。
“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与此同时，他还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称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心，认为各科之书都需认真翻译，不可偏度，这对于后面清代的翻译之选材是有比较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译理论专着《潘清说》虽然不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的专着如通此之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就翻译理论而言，陈福康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论着。
原说是乾隆五年(1740年)内府刻本，共六页。1932年秋为刘半农发现并收藏，现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全文共1600多字，言简意赅，有不少关于翻译的深刻见解。
论翻译之道，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
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牢焉。
论“正”:(儒家的“正”可指身正、心正、德正。“正”之文与君子的“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厥中”之质相联系。)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译标准: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靖文之精蕴者。气势畅沛，??字句安妥;体认精禅;??或则含义，或则传禅，不支不蔓，??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
第三时期清朝中晚期(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翻译活动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精神鸦片，天主教外国商人在与中国政府的贸易中带来了物质鸦片，随他们而来的是外国的洋枪洋炮和精锐军队。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摄于日益壮大的中国天主教队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中国开始进入闭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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