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自鸣钟。
在利玛窦之前，来中国的罗明鉴也曾以大自鸣钟一座送给中国的总督。
后来万历三十八年来中国的金尼阁，也曾携有钟表进贡。
除了钟表之外，还有能自动的小玩具与小乐器等，在明末清初时，这类钟表曾大量的输入，特为中国皇帝与贵族所爱好，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关钟表的记载特多，清乾隆时，在圆明园中并特设有「钟房」，以招待管理钟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现在故宫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钟表为最多。
从钟表与各种小型自动玩具的输入，与王征所作的奇器图说看来，在明朝末年，这类小巧的机器工艺及其知识，已经相当普遍的传入中国的社会。
包括中学的西传。
就是西洋传教土的东来，将西学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第一是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
继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
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可见当时的中华文明还是很了不起，很吸引人的。
第二是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着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像是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
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
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
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着中国服装。
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A.Unyer)着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
可见清朝之中西文化交流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余年历史，其间关系相交错，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
近代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乾隆中叶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洋务运动，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学输入，为那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
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而其余舆地学、术、采矿术、语言、艺术、哲学则附庸焉。
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团体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
西学输入后，引起主观理学之反动，使得干嘉汉学者十九兼通天文数学;彼辈既得考古学上之新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之风乃大盛。
天文学与数学侧重归纳之法，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汉学研究饶富科学精神。
然自雍正禁教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机会。
十八世纪是近代中西文化汇通初期由盛而衰之时代，欧洲传教士，尤以法国教士蝉联中国文化之西传工作。
一七三五(雍正十三年)，首在巴黎出版四大厚册对开本之中国通志;其次长期刊性那稣会士通信集;再次是一七七六(乾隆四十一年)至一八一四年陆续刊行之中国丛刊，计出十六册，阐述中国文化，尢以冯秉正法译通鉴纲目与其自着之续编，流通广大。
丛刊除学术论着外，复有绎之。
韩国英(Pierre-martialCibot)又曾着长文多篇解说中国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崇拜中国文化之学者、政治家及来华传教士们所引起之余波。
彼知中国文化高超，皆重视心智生活，为一个爱好和平宁静之国家。
当雍正禁教，西学中断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发生极大影响。
十八世纪之欧洲学者，如德之莱伯尼兹(Lei-bniz)和法之伏尔泰(Voltaire)对于中国伦理哲学推崇备至。
莱氏曾创「柏林科学社」，以沟通中国与欧洲之文化。
其中伏尔泰更编写元曲「赵氏孤儿」一剧，赞叹不已。
使得极具人性情理之中国戏剧回荡于欧洲剧院。
另一重农派学者奎斯奈(Quesnay)常引述孔子之言，以为农为财富之本立说，其后法王路易十五因其主动仿效中国，而亲耕籍田之举。
奎斯奈慨然想继承孔子之道统，被称为欧洲之孔子。
歌德(Goethe)在其名剧浮士德(faust)中，有「结了晶的人性」(crystllizedhumanity)之语，即是指中国人而言。
综观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中国经籍之西传，促使西方产生尊重理性、自由之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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