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复行背主，甘结在案。
用书面形式保证家奴的权益，反映了地方官员们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虑。
经过调解，啸聚山箐的数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领回服役，但大化里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却阳奉阴违，“占据伊主庄田，抗不遵断。”由此引出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风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乌撒君长所属的扯处乌土目，其后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宁北部山区的大官寨土目、补块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蜡等归顺以来，扯处乌土目积极顺应新的形势，效忠清朝，为朝廷东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尔泰开始在滇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安巡如“自备鞍马，纠集属夷，为王师前驱”，被改土归流战争的重要将领哈元生赐给“叛产”五百四十亩，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亦授予其“为善最乐”的匾额，而黔抚陈惪荣更是对其赞赏有加。
象安巡如一样不但没有受到改流运动的重创，其势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扩张的情形并不多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称:
然以余所睹，记改土以来，他氏子孙半多衰歇，独公??，今方兴未艾，岂非凭籍者厚欤～
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位恭顺土目与家奴的斗争，官员们的态度却颇为暧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携二，只宜从缓化导，不便遽加咸惩。
看来，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断”维持在适当的限度内，官员们是可以稍加纵容的。
在控诉“叛奴”时，由于安巡如“词涉不检”，震怒不已的贵州总督张广泗甚至打算将其法办，幸得黔抚陈惪荣的解劝才使其躲过一厄。
但事态的发展要求官员采取进一步的干预，者厦、白革等纠集了几十户家奴，占据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开始变得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因为威宁毗邻原来的芒部(即清代的镇雄州)、乌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长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宁土目的许多家奴就是来自这两个地方。
官员们相信，者厦等区区二十余户家奴，“敢于负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险阻可恃外，自以为昭通、镇雄的“夷猓巢穴可为退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判断并无差错，者厦等人确实有联络昭通、镇雄的企图。
尤令官员们忧虑的是，者厦、白革的叛主行动可能会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连锁反应，导致地方“缉事无已”。
于是贵州总督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
他特别指示，改流前地方辑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
现今法纪严明，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于事关滇、黔两省，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冲突很快平息，啸聚家奴纷纷投首，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
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它却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
主、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减。
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权力，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参预辑捕事务等，但官员们亦非常清楚，在一块新近纳入“版图”的地方，完全抛弃土目将难以维持社会秩序，上文对此已有所阐释，在此再引证一段曾参预处理叛奴事件的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的奏折:
窃臣驻扎之威宁州，自改土归流，即编立八里，纳粮隶于地方官管辖。
缘夷倮数目难稽，向有土目约束，一切钱粮讼狱，俱责成土目提唤。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事态扩大时，张广泗等人立即应土目之请求，出兵收捕、解散结党之家奴。
既要打击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丧失权威，官员力图在其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这种苦心在他们关于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表露无遗。像是贵州按察使宋厚奏称:
臣查黔省威宁与滇省昭通、镇雄接壤，该处猓夷最称繁盛，半为夷目家奴。
但其中实系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辖，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结党背主，即断令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头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凶狡夷奴得遂其意，势必闻风效尤，滋事无已。
如仍概令为奴，其中不无亦有屈抑。
臣愚以为家奴既有不同，办理亦当各异。
如果系实在该夷目等佃户，或因向附管辖，遂致为奴者，即应开放为良，以免其子孙之累，且可渐分土目之势，免致日后尾大之虑;其实在该夷目之家奴，确有证据，我固不可遽令出户，以长刁风。
惟是各奴已有离心，家主更增嫌隙，若仍断令东主领回，必致别生事端，决无相安之势。
应将该夷奴照律惩治外，仍按其人口之多寡，当官定价卖给别夷目为奴，所得身价交与东主收领。
为此，在夷奴肆其凶狡，徒犯法纲，终不免于为奴，咸知背主之无益;在夷目刻待家奴，激成背主，使不得复有家奴，亦知残虐之有损，使彼此各有顾虑。
释放一部分家奴，让其“出户”，以收“渐分土目之势”的效果，同时又要惩治一些凶狡之奴，并转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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