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式还有另外两种，叫做“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
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记载：“彼有惧其递角之泄露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辩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递法也。”
“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辩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辩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
这两种方法比之上一种则更加灵活，可以传递更具体的情报。
此外，还有一些常用密码，如“彼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辩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替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札之代呼。有以衣帝者，谓传一衫至，则一军发，传一袴至，则两军发之类也。”
这种密码传递非常巧妙，或以五色为代号；或以天干地支为代号；或以衣服为号，不仅加强了情报的保密性，而且避免了重复，有多种变化。
将军队驻扎地及有关水路山险及左右前后的营地都编上代号，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安全性。
反之，如能将敌方的营地和这周边地理环境也编上代号，则能更简便更保密的进行间谍活动。
以及密写，像是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困开封，宋钦宗命令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到兴仁府寻访康王赵构。
为了防止密诏被金人截获，便采取了密写这一方法。
诏书在曹辅的衣襟上“以矾书为诏，以遗康王”，原因是“矾书帛入水方见”。
这样即使曹辅被金人抓获，也无法从他身上搜到任何有用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秘语，秘语也称“隐语”，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而借助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语：“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
《翠微先生北征录》中，间谍曰跳河者，奸细曰两来者。
《书叙指南》中也列举了一些常用的隐语，如“谨察视曰善伺之；探事人曰游侦；探人事曰探刺微密；请伺察曰长耳目；窃听曰属耳；问消息次第曰问息耗；以形貌访寻曰以物色访之”等。
也有利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绍圣年间，辽使李俨来宋，蔡京负责接待。
蔡京故意冷落辽使，使其很长时间都无法参见宋帝。
一天，双方在一起饮酒，李俨对杏感慨：“来未花开，如今多幸。”
蔡京马上拿梨接道：“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李俨借助杏的谐音“幸”询问蔡京何时可以面圣，而蔡京则利用梨的谐音“离”告诉李俨还要等待。
这种谐音的情报传递不仅可以将信息准确传达给对方，而且还可以防止他人的偷听，落下话柄。
宋朝的情报传递方式灵活多变，这既是间谍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环境下的产物。
特别是信鸽、密码、密写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说了这么多，宋朝除了有简单外，当然也有反间谍措施了。
毕竟这也正常，既然有间谍活动的存在，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反间谍活动。
在宋朝向外派遣间谍刺探对方情报的同时，外国间谍也许正埋伏在某处伺机窃取宋朝机密，如何防止自身的情报外泄，打击境外间谍的活动，成为宋朝统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间谍工作是一项典型的团队工作，在形形色色的间谍背后必然有一个庞大的间谍情报机构，宋朝是如此，辽国也必定如此。
“素闻燕京留守府有，凡都府事无巨细，必先阅之后行。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谍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苟语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虽已下，洎诸幕职，皆不与焉。以是吏得专肆腹，随所喜恶，为人祸福。”
“南之人，侧目以视。故不待鸠率，岁所馈与，甚于输官。公患之。语其详熟，以南北枢密院通事一人更代，尔后其弊浸息。”
这段史料出自《贾师训墓志》，此事大致发生在大安二年（1086）以后。
从墓志可知，辽国在燕京府设有专门的间谍机构，具体名称虽不可考，但看的出，这个机构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处理一切间谍事宜。
既然，辽国存在专门的间谍机构，那么，作为辽国最大威胁的宋朝自然就是辽间谍机构的重点监控对象。
它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宋朝派遣大量的间谍进行刺探、破坏活动，以便及时获取对方的情况，为辽国制定对宋政策提供依据。
景德元年（1004年），郓、齐等州安抚使丁谓言：“擒获契丹谍者马珠勒格，即斩之。鞫问其人，称徒侣甚众。今各具形貌年齿，请下诸路分捕。”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辽国在宋朝境内拥有自己的间谍网和严密的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分布于河北诸路，而且其管理程序相当细密，主管人对于组织成员的形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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