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两天，吃饭、住宿，一切都由黎世杰安排，周枫对支出既不关心也不过问，黎世杰算计着，照这个开销，也许十块钱就能走个来回。
这段旅途是艰苦的，更是枯燥的，黎世杰和周枫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除了必须的情况外，周枫几乎不发一词。黎世杰在试探了足够多的次数后，也就放弃了这种无望的交流，两人几乎在沉默中度过了这段难堪的旅途。
第三天中午总算到了地方，人们下了车，公路到此为止，剩下的路就要自己走了，当然如果你肯花钱也可以雇辆马车。黎世杰问明还有不到二十公里路，于是决定走着去，周枫自然是不会反对的，她并不在意如何到达目的地，也有足够的意志坚持。
天黑时他们到了一个破旧的村庄，周枫很熟练地找到一间屋子，然后让黎世杰和她保留一段距离，她走过去敲开门，和里面的人低语了几句，随后招呼黎世杰。
黎世杰识趣地保持着低调，他当然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周枫的地盘，对此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敬畏，周枫不是普通的女人，这个观念是黎世杰一切行动的准则。
屋子很破旧但又恰好可以住人，所有影响居住的地方都被小心而实惠地修补过。和他们一路上看到所有房屋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破旧衰败不一定是炮弹直接造成的，但一定是战争造成的，在战争期间，并不显得特别，中国农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适应战争。
屋子的主人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四十多岁，憨厚中带点固有的狡黠，热情中带有明显的戒备，黎世杰很熟悉这些人，他在十六岁以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黎世杰和周枫进了屋，农民知趣地走开，说是去铺床。周枫说：“今晚你住这儿。”
“你呢？”黎世杰问。
“我有事。”周枫说，“房钱你随便给几个，他们不在乎。”
“你什么时候回来？”
“最迟明早。”周枫低声说，“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黎世杰说：“你去哪儿，我跟着你。”
“不！”周枫低声但坚定地说，用的是不容商榷的口吻，黎世杰第一次听到她用这种口吻说话。
黎世杰知道他此时必须听从周枫的安排，这不但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现实，他不再说什么。
周枫仿佛对刚才生硬的态度有些歉意，说：“黎先生，你放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说好的事情不会变，我们不会亏待帮助我们的人。”她连用了几个“我们”而不是“我”，使黎世杰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周枫的安排，但他并不觉得不安。
周枫走了，很快消失在夜色中。苏北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夜黑得使人有失明的感觉，静得使人无时不体会死亡的感觉，尤其对一个从上海来的人而言，使人感觉如离开父母的孩童般恐惧。房东铺的床很不舒服，但在农村已经无可挑剔了。
清晨时黎世杰感觉门外来了一些人，他很警觉地爬起来，但马上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他现在做什么和他接下来的命运已经没什么关系。他躺在床上，甚至有些惋惜要离开已经被捂热的被褥。他爬起来，穿好衣服，房东适时地进来，端了一盆热水，黎世杰忙从兜里往外掏钱，房东明白他的意思，憨憨地笑笑，说：“有人给过了。”
黎世杰点点头，用热水洗很仔细地洗了洗脸，几乎就在他洗完整理好衣服的同时，响起了敲门声。